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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晌后才拿出手机,打通明锐电话时都是云里雾里的懵神状态。

“喂?”

明锐叫了几声,贺丛舟才找回自己的声音,艰涩地从喉头里挤出几个字,“你帮我问一下,我和梁吟离婚以后,她出了什么事。”

如果不是致命的打击和遭遇,一个人是不会性情大变到那种地步的。

“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了?”

贺丛舟:“别问那么多,帮我办就是,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”



“梁吟,你刚才真的就跪了?”

更衣室里。

同事没忍住靠近询问,言语中或多或少有关心,但更多的是八卦和好奇。

梁吟脱下工作衬衫,换上保暖衣和套头毛衣,不冷不淡地答,“是。”

“你也太......”

想说她太没有骨气和尊严。

可又不好直说,便干笑两声,“那个钱总就是难搞,你下次看到他躲远一点好了。”

“工作上难免要遇到这种人的。”

梁吟看得很开。

在离婚的这五年里,她遭受了太多不公,反抗过,撞得头破血流过,然而残酷地事实告诉她——

在底层生存是最不需要自尊的。

现在下跪,总好过孩子生病向医生下跪好得多。

体谅到梁吟被刁难。

领班出面安排她早下班了一个小时,可以提前去接小起。

路上梁吟还买了小起爱吃的桃子。

幼儿园一放学,老师带着排好队的小豆丁们挨个出来找家长,小起排在一群小朋友们中间,个头稍矮,穿着新的鹅黄色棉袄,远远看去,像一只小黄鸭。

看到梁吟。

她一颠一颠地跑过来,小辫子跟着晃。

“妈妈——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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