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或许在某个瞬间真的同情过我，但他的首要目的，始终是安抚和“治好”许安然，因为许安然是他的“初心”，是他的“责任”，

而我，是他为了完成这个责任而必须“稳住”的棋子，甚至是一味“药引”。

这个真相，比单纯的背叛更让我作呕。

法庭审理期间，我以被害人身份出庭作证。

我没有看坐在被告席上的许世昌和许安然，也没有看坐在旁听席上面无表情的孟言澈。

我只是平静地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，陈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夜晚，以及之后五年地狱般的经历。

我的律师，一位专门接手女性权益案件、铁腕又细腻的女律师提交了所有证据。

我们不仅要求严惩犯罪者，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许世昌、许安然以及我的父母进行巨额赔偿，包括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以及归还那五十万带血的“补偿金”。

8、

庭审并不轻松，对方的律师极力为许世昌和许安然辩护，试图将侵犯扭曲成“酒后失态”，将帮凶粉饰为“年幼无知被迫”，甚至暗示我“事后勒索不成反诬告”。

我的父母也在庭上哭诉养育我的不易，试图博取同情。

但证据链完整，事实清晰。

尤其是在其他受害者陆续出庭作证后，许世昌“惯犯”的面目暴露无遗。

最终，法院宣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