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拿起一个小药瓶，展示给傅遮危看。

“这个药，五分钱一粒。一次吃四粒，一天吃三次。” 她耐心地解释着，眼神却忍不住偷偷往傅遮危脸上瞟，“你看你需要买多少？”

傅遮危的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。

一天三次，一次四粒，那就是十二粒。一粒五分钱，一天光是这药钱，就要花掉六毛。

六毛钱！

对于七六年的乡下人来说，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
桐花村生产队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，累死累活，也不过挣十个工分，而十个工分，仅仅价值一毛五分钱。

六毛钱，意味着一个成年劳动力，要在地里头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上足足四天！

甚至还不止，毕竟不是谁都能每天挣满十个工分的。这六毛钱，几乎是一个普通社员家庭一个星期才能攒下来的工分价值。

因此，村里大部分人，生了病，除非是实在扛不住了，否则谁舍得花这个钱买药？大多是咬着牙硬熬。运气好的，熬过去了，捡回一条命；运气不好的，熬不过去，人也就没了。

这世道，人命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值钱。

然而，傅遮危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
他沉默地从自己那件洗得发白、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棉袄内侧口袋里，掏出了一样东西。

不是皱巴巴的毛票，而是一张崭新挺括的“大团结”。"